1990年年初的一天，我外出回到家里，上中学的女儿说，昌耀先生来访，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，还送你一本书。打开牛皮纸口袋，是《昌耀抒情诗集》。心里很是不安：远道来访，我却正好不在。过了一会，又疑惑起来。我和昌耀先生素无来往，他也肯定不知道世上有我这么一个人。我见到他的唯一一面，是1986年夏天兰州诗歌理论讨论会上。他最后一天才来参加，我在会场的后面，听他的简短发言。总之，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来找我。过了一些时日，就把这个疑惑讲给谢冕。“带着两三岁的孩子”刚说完，谢冕就打断我：“不可能！”过了几秒钟，便斩钉截铁地说：“黄子平！他是去跟你告别的！”我看着谢冕，明白了什么是聪颖敏捷，什么是愚不可及。是的，几个月前，我约黄子平写昌耀诗的解读文章，《昌耀抒情诗集》就是从我这里借走的。书已是旧书，扉页上还有我的名字——不过，等到弄清楚这一切，黄子平全家已离开北京。记得那天他来我家时，正下着大雪，而且是鲁迅说的那种“滋润美艳”，如“处子的皮肤”的雪。这些年来，置身朔方冬天漫无边际的干燥和风沙之中，对这“滋润”的一天便记得特别清楚。
再见到黄子平时，已是8年后的1998年。在香港许子东家的聚会上，送给我他的两本书——《革命·历史·小说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）和《边缘阅读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）。前一本在此之前已读过，后一本则第一次见到。今年4月，他应邀来北大中文系讲学，曾问他是否有新著问世，说是没有，“还是那两本”。脸上露出似乎有些自得、但又似乎有些歉疚的神情。
《革命·历史·小说》一书，是对20世纪中国某一小说类型的研究。它给人深刻的印象，一是处理研究对象的“历史主义”的态度，另一是对形式因素的重视。这一思路，在黄子平80年代的研究中就已确立。他的《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》，讨论50－60年代文学界有关短篇小说“定义”和形态特征的争论。当时论争的参与者看法虽各异，却有一致的前提，即设定短篇小说有它恒定的、不变的特质。黄子平不把短篇解释为“本质化”的“抽象的结构”，而看作形成于现实的审美实践之中，受到这种实践的各种意向的制约和影响，并“历史地存在者”的艺术结构。他并区分了“短篇小说”和“短篇故事”这两个系列，考察它们在中国文学“现代化”进程中的对立、消长和渗透。90年代在研究革命历史和小说叙述的问题时，他也继续坚持这一“方法”。对于文学史问题，有时候，我们会倾向于采取一种“辨难”的，“判决”的方法来处理，即在所设定的理论框架（如人道主义、主体性等）之下，从“外部”进行审察，作出论断。这种方法无疑有其诱惑性，尤其是在释放内心焦虑所带来的快感上，因而黄子平有时也乐于采用。但他更意识到它的限度和脆弱，对“非历史的确定性”始终保持怀疑，而坚持进入对象的内部，分析其内部结构，暴露其内在逻辑。他既不把所讨论的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“经典”，但也不滥用道德主义的，意识形态的批判。在解读这批“革命历史小说”时，强调的是“回到历史深处”去“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，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、被遮掩、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”。
但是，什么是“历史深处”？又如何能“回到”？在他所确定的论题中，这既指小说所叙述的历史，也指叙述这一历史的年代，同时，对黄子平而言，还有阅读“叙述”的年代。另一方面，它又不仅是“历史”、也不仅是小说“形式”自身的，而且是它们之间互动的复杂关系，即革命如何改变我们想象、叙述历史的方式，和（小说）叙述如何推动某一有关历史的叙述的“经典化”；他致力于“拆解”这种叙述的知识来源，它的运作方式，和它的意识形态内涵。在这种考察中，“时间”与“真实”的问题被特别突出：传统中国小说治乱交替的“循环史观”如何被乐观主义的进化论矢线所取代，并在这一线索之上，来安排、分配各种成分、力量的等级次序，以确立历史的“真实”——这是他关注的核心。
在如何能“回到历史深处”的问题上，黄子平的研究并不热衷于设立普遍性的准则。他当然会引入另外的叙述作为参照，而个人性的历史经验的加入，也为他所重视。他明白告示，这一研究“实际上是对少年时期起就积累的阅读积淀的一次自我清理”。因而，这种“回到”就面临着诸多难题：既要保持着与对象的距离，也警惕地反思自我的经验和立场；离开个人经验和自我意识的支持，不一定能有效地达到解析的深度，但是，就如同参加一种游戏一样，置身其间的游戏者，不将自己从“自我”中解脱出来，放弃平时的自我意识，并允许对象追问阐释者所设定的立场和标准，那么，这种“回到”能否实现，也还是个疑问。在黄子平的研究中，能看到他出色的处理，也能看到在这种矛盾中，“磋商”、冲突过程的“挣扎”。
黄子平称自己的“阅读策略”是“边缘”阅读。他清楚“边缘”一词已成了“学院理论滥调”，却还使用它，想来是找不到更合适的概括方式。“边缘”对他来说，就是不那么“正经八百”，不那么全面、规范，就是“读缝隙”，“读字里行间”，就是追寻能把握到文本的“魂”的“通道”。就是在看起来平整、光滑中发现矛盾，发现裂痕。而这在阅读心态、位置上，则是与潮流保持一定距离。他说：“浮躁的艺术家不可能成为浮躁年代的见证人，”同理，浮躁的批评家对艺术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发现。在这种不拘一格、随意而谈的边缘阅读中，他特别注意文本的“魂”的寻找，也可以说，读“缝隙”，就是寻找到达“魂”的通道。他把公刘的诗风转变概括为“从云到火”；他揭示林斤澜这棵“沉思的老树”的“精灵”。80年代，他和季红真、张志忠在读谢冕的研究生时，因学分未修满便来听我的“近年诗歌研究”的课。课间他告诉我，北岛诗是坚硬的，黑色的，他的“中心词”是“不”，而舒婷则是“也许”，她创造的中心图像是“需要有宽阔的肩膀可以依靠”。这些出色的概括，我后来融入了当代新诗史中——因为是“口述”而无“实据”，书中没有注释其出处——现在特地说明其来源。
把握作品的“魂”的能力，当然关乎学识，和对学识的融汇贯通。比如，“革命历史小说”的“经典”形态为什么以西欧、俄苏“写实主义”小说为传统？这一回答涉及到文类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“等差秩序”的事实，和对叙事形式中蕴涵的文化传承的把握，如此等等。这种才能的获得，更与阅读经验，感悟能力相关。这样，“对颜色、音波、光和影的细微变化”才会有敏锐感觉。黄子平对于艺术的感悟和品评，看来好像是相当“古典”的。他信奉“好小说主义”？相信艺术评价尺度上的共通性？但他其实也明白在“圭臬已死”时代里区分精品的困难。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，“笼罩四周的均为难咽欲吐由甜向酸的败德之气味”，我们如何辨认“好小说”的味呢？不过，他如一切执著者那样，把解决的途径交给“过程”：在搜寻、拣选、评鉴之中，就已经在“抗拒腐败和腐烂”，就已经在“一千零一次地重建某种价值标准”。
提出“20世纪中国文学”的“三剑客”中，黄子平出版的论著是最少的。钱先生时刻感到有无形的鞭子在驱赶着他，也常听到他说“要赶紧做”的话。因此，日夜兼程，文章、论著不绝如注。陈先生倒是没这么说，日子也过得潇洒，该游山时游山，该赏月时赏月，但成果也源源不断。黄子平这十几二十年来的著作，除前面提到的两本外，就是80年代的《沉思的老树的精灵》（浙江文艺出版社，1997），和一本薄薄的读书随笔集。大概，那根驱赶的鞭子，在钱先生是存于“内心”，在黄子平则存于身后；身后如果不挥舞起来，就不见得能充分体会到这种紧迫。他自己的解释则是，生活的辗转，“身心二境的无法沉潜”。他所任职的学校工作的繁重，也应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也许是一种文体上的追求：“要写得简单而不贫乏，沉稳老实而又并不犬儒自卑，真的很难、很难”。“很难”两字做这样的重叠，这种表达方式于他很少见。当然，或许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极高，就出言谨慎，惜墨如金。正如他谈到一个作家时所说，“特别珍于自家笔墨而慎于言”，“以质胜而非以量胜”，而这，可能基于“对‘言说’的深刻怀疑与警惕”。
《革命·历史·小说》第十章叫“灰阑的叙述”，讨论香港作家西西的小说《肥土镇灰阑记》。西西改写《灰阑记》，使在既往文本（刘行道的，或布莱希特的）那个没有一句台词、立于灰阑中被争夺的孩子开口说话，使弱小者发出了声音。马寿郎的“灰阑的叙述”无疑意义重大：“是对沉默的征服，是对解释权的争取，是凭借了无数‘参考书目’和人生体验，提出一个基本的质询。”然而，黄子平问道：灰阑中弱者的声音谁能听到？谁愿意倾听？它能改变灰阑外的世界吗？更重要的是，“无往而不灰阑”，叙述者无不受囿于具体历史语境。他渴望以他的叙述，来挣脱这种拘囿——然而，这又不过是另一“灰阑”的叙述罢了。当然，作者并未放弃信心。仍坚持“言说 、写作的必要性，认为这是勇敢面对现代生活的焦虑、荒诞、恐惧的一种方式。不过，有了这种怀疑和反思，就不再对这一切看得那么绝对和肯定。因而，叙述就“不再是慷慨激昂地大喊大叫”，“它们是理智的，温婉的，满怀期望又无可奈何的”；在他看来，“大声疾呼显得滑稽；智性而温婉的话语，才有可能具备持久的内在力量”。我们在黄子平的书中，可以看到这种风格。
问题也许不在于文字的多少。“片面的深刻”、“20世纪中国文学”（不论现在人们对它怎样看）、“革命历史小说”等等的提出，连同“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”的难登大雅之堂，但常被征引的名言——这一切似乎都已成为八、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“遗产”。那么，还有什么可以遗憾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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